未来的历史学家在书写今天这段历史时，将把2016年看成与整整一个世纪前的1914年一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转折点 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这两场足以震撼世界的 革命 敲响了一段维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旧时代和旧秩序的丧钟，世界历史进入了下一段危险叵测的 无秩序新时代 。

贯穿整场全球民粹主义革命始终的中心词无疑就是：反全球化。

一

许多人也许仍未从这场业已发生并且注定将要进一步席卷全球的革命中回过神来，他们仍然震惊于像英国脱欧和唐纳德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样 不可思议的事情 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 包括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体系以及致力于商品、资本、人员自由流动的全球一体化 是稳定和繁荣的基础。

将这场民粹主义革命解读为平民对精英的 造反 有其表面的合理性，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从全球范围来看，这场革命并非像过去那样发生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包括那些 失败国家 。

其次，从西方内部来看，奋起 造反 的并不见得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在美国大选中，大多数黑人和拉丁裔选民都将选票投给了希拉里 克林顿，他们才是美国真正的 底层 ；而高达近60%的美国白人站在了特朗普一边。

因此可以说，造就这场革命的根本力量并不是 绝对的 社会底层，而是 相对而言 认为自己处境下滑、或并未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应得的收益的那部分人。我们可以将他们称为全球化中的 失败者 ，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和羞辱，他们成为民主社会中一群 愤怒的公民 。

民粹主义政客们则利用并煽动他们的这种愤怒，并将这股力量引向针对现行政治建制的反叛。无论是英国的法拉吉还是美国的特朗普，他们的崛起是结果，而非原因，是代表横跨大西洋的政治反叛的一张张怒气冲冲的面孔。他们传递的共同信息是反移民、反体制、反智主义 愤怒地反对看起来一板一眼而被他们称之为伪善的一切现实政治。

而最能够代表现行体制以及它所把持的 既得利益 的毫无疑问是精英，尤其是所谓 全球超级精英 。他们是政治上的当权派、经济上的强势集团、文化上掌握着发言权的人，希拉里便是他们的代表，而WTO、欧盟及各类一体化机构和条约则是他们盘剥民众的工具。

通过一系列充斥着阴谋论的宣传，他们被塑造成贪婪的跨国大企业和金融巨头的代言人。这些全球化的既得利益分子总是罔顾普通国民的疾苦，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宗教不屑一顾，甚至是经常与外国的腐败黑暗势力沆瀣一气的国家叛徒

当新近的失败者在沮丧和不安中举目四望时，他们看到的是那些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们不仅毫发未伤，反而活得越发滋润 长期以来，全球化的好处一直流向最富的1%人群，这种愤怒情绪便尤其不可抑制。

就连目前西方国家的境况最好、民粹主义情绪最不显著的德国，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也显示，只有14%的公民信任政治人物。这个数字是多么令人担忧!对民选政府的信任可是民主政治的基石。

我必须承认，这种情绪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全球化的问题和精英政治胡失败眼下的确相当严重，否则便不会产生如此触目惊心的两极化。

所有的民粹主义政客都敏锐地抓住了一个最重要的导火索：移民问题。相对于经济问题，对蜂拥而至的移民（还有难民）的焦虑才是英国民众拥护脱欧、美国选民投票给特朗普的最大动力。

当然，移民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对西方国家的大量普通民众来说，移民不仅造成了就业、教育、治安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严重问题，还直接引发了深层次文化认同方面的焦虑。考虑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伊斯兰世界涌入的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难民，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这些焦虑和恐慌便更加迫在眉睫，这使得筑起高墙、退缩至主权边界之内主张变得极具诱惑力。

在这样的情势下，对许多选民来说，英国脱欧公投也好，美国总统大选也好，就不再是在两种方案中作出理性的选择，而变成了对现行体制的纯粹的抗议。

二

面对这个着火的世界，民粹主义政客拿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

法拉吉和约翰逊的英国方案是退出欧盟，奉行单边主义政策；特朗普的口号是在驱逐所有非法移民、禁止穆斯林入境、在美墨边境筑起隔离墙、撤销奥巴马政府牵头达成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 在上任第一天 就重启早在1994年就已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NAFTA) 、对输美商品征收高达45%的关税 直至退出WTO、解散北约（NATO）。

鉴于大选结果，奥巴马政府近日宣布放弃推动国会投票通过TPP的努力。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领袖米奇 麦康奈尔和保罗 瑞恩也已明确表示，不会推进通过TPP的投票。也就是说，奥巴马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达成的TPP实际上已夭折，最乐观地说也已处于植物人状态。

在欧洲，极右翼的法国国民阵线领袖马琳 勒庞正打着反伊斯兰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旗号竞选总统，势头强劲；不久前，一个以新纳粹主义为自豪的政党在斯洛伐克议会赢得席位；该党成员身着恐怖的黑色制服并佩戴闪电标志；在匈牙利，总理维克托 欧尔班领导着一个威权政府，这个政府仇视穆斯林、纵容反犹太主义并把本国的经济困境归咎于外资；在波兰，政治已转向排外的右翼；不出意料地，民族主义者也正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意大利形成上升势头；甚至在迄今为止欧洲稳定的定海神针德国，安格拉 默克尔也正面临着养越来越大的压力，新近崛起的怀疑欧洲并且反移民的德国新选择党已在今年内赢得了多个联邦州的重要议席

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所有民粹主义政客都将当前的困境归咎于全球化，而他们的解决方案也都如出一辙：回到过去。

特朗普誓言将通过构筑高墙让美国变得 重新伟大 ，鲍里斯 约翰逊将公投脱欧的6月22日欢呼为英国的 独立日 ；马琳 勒庞及其欧洲大陆的志同道合者们则齐声高喊要从布鲁塞尔 讨回主权

只要稍有头脑的人士都明白，这些方案不仅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会将事情变得更糟糕，因为这些保护主义政策一旦真正实施，非但会将全球经济贸易置于严重的衰退风险之中，还可能导致更加危险的连锁政治危机，20世纪30年代就是惨痛的前车之鉴。

因此，从比尔 盖茨到汉克 保尔森（他是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是公开宣称因反感特朗普而要将票投给希拉里的一大批资深共和党人之一），甚至担任英国大学与科学国务部长的鲍里斯 约翰逊的同胞弟弟乔 约翰逊都站出来反对这些虚张声势的民粹主义纲领。然而愤怒而灰心的民众对显而易见的危险后果视而不见，就连英国这样一个以冷静、理性和保守主义而著称的民族都义无反顾地纵深跃入黑暗的未知之中。民众根本就不信任 腐败 的精英和专家，更没有任何耐心听取他们的忠告。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成功将自己打扮成底层民众政治代言者的民粹主义政客们，不论是特朗普还是约翰逊，他们自身实际上都是精英。特朗普是一位典型的 富二代 、亿万富翁房地产开发商，约翰逊则是卡梅伦的私立贵族学校和牛津大学同窗 但惶恐不安的选民们根本顾不上这些，他们热切期盼有一位政坛 强人 能够一扫腐朽的旧秩序，给自己带来一场真正的革命。说穿了，他们都是被挫败感迷住的双眼的失败者们的想象自己塑造出来的英雄。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西方民主国家里的民粹主义政客们无一例外地都会毫不掩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崇拜，而当特朗普威胁要将政治对手希拉里 送进监狱 时收获的是欢声雷动了。

他们所激发起来仇恨政治将会对健康的民主机制造成难以估量的长久败坏。

无疑，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是一剂假药。要想击败来势汹汹的民粹主义，主流政治必须正面回应现实问题，提供真正有效的替代解决方案。

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的结果给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是，单纯依靠数据、推理以及基于它们描绘的恐怖图景是不能生效的。长久以来，主流政治家一直在被动地防守，希拉里的竞选口号 团结就是力量 (Stronger Together)，不仅模糊，而且给人以一种维持现状的感觉。他们现在必须主动地拿出一个比现状更好的未来让他们去支持，换言之，他们应当大大方方地承认，变革是需要的，但不是民粹主义者的那种变革。

愤怒就像火药。如果用睿智、可控的方式使用它，就可用它点燃光明，推动这个世界进步。不然，它就会被用于制造损失惨重的纵火和爆炸。

长久以来，精英们囿于自身的世界，习惯于将与他们持相反意见的民众嘲讽为没有见识的蒙昧主义者，这只会加大火药的危险。

另外一些主流政客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他们的政治对手带着一起玩弄粗糙的民粹主义，从而成为当下政治困境的囚徒。这一点已经极为明显地体现在与特朗普竞争美国总统的希拉里身上。在整个大选期间，她实际上也提出了许多迎合民粹主义的口号。这种有毒的政治空气一点被引入，也许很长时间都难以排除。有许多关键的历史时刻,良性的政治要求领导人站得更高，能超越民意。

三

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正开始他任内的最后一次出访，在欧元区债务危机最为深重的雅典，他正确地指出，是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引燃了民粹主义。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取得令人震惊的胜利，以及英国在今年早些时候投票脱离欧盟，都源于选民对全球化和快速技术变革造成的破坏作出的反应。

他认为， 全球化、技术以及社交媒体和源源不断的信息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扰乱了人们的生活：制造业工厂关闭，突然之间整个城镇不再拥有主要就业来源，人们对自己的国民身份认同或者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变得不那么确定。

这意味着，从根本上看，全球化需要有新的理论建构。

通常很少有经济学家反对自由贸易， 贸易促进财富增长 是经济学中的一条金科玉律，差不多相当于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优途径 一样。然而，奥巴马力推的TPP以及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却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有关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激烈政治斗争，并成为这次美国大选的焦点战场。而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支持民主党和奥巴马的多位自由派经济学家 包括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和保罗 克鲁格曼等 几乎全都站在了反全球化的立场上。关于全球化的学术共识正迅速瓦解，它的理论版图变得日益模糊。

奥巴马政府以及其支持者的理由是：TPP将为美国企业打开快速增长的亚太市场，从而为美国创造出数十万就业岗位，改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此外，由于TPP是比现有的多边机制标准更高的 下一代贸易协定 ，因而主导TPP谈判的进程和议题，有助于确保美国 走在制定全球商业规则的前列 ，进而使自己获益。但它的反对者却认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会损害而不是增进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因为这将鼓励美国企业将更多工作岗位转移至海外，并在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等关键领域降低监管标准。

虽然民调显示依然有多数美国人倾向于支持达成贸易协议，但反对的声音日渐高涨。少数族裔、边缘人群、茶党激进分子正与传统上主张限制企业权力、加大政府监管、增加社会福利的民主党自由派结成一个反TPP 其实是反全球化 的奇怪联盟。他们达成了一个牢固共识：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给了企业和精英人士更多机会，却将绝大多数普通人暴露在更严酷的竞争中，从而加剧了美国的不平等。他们还声称，政府过去签署的贸易协定没有一个兑现过当初的诱人承诺，这次也不会例外。

克鲁格曼不无道理地指出：无论是从全球角度还是从美国角度来看，TPP都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而且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似乎也看不到有赞同它的政治共识。

一路高歌猛进了半个多世纪的全球化在未来遭遇严峻挑战。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认为答案在于政治，而不在经济本身。

传统经济学对贸易的支持是建立在所谓 比较优势 基础之上的，它认为，一个人、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资源禀赋，这决定了他们各自的 强项 和 弱项 。在自给自足的原始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不得不将大量资源投入到许多自身不具有优势的经济领域，从而造成了总体效率的损失。贸易能够让不同资源禀赋的个人、地区和国家集中精力发挥各自的长处，进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产出最大的社会总福利。应该说，在现代经济学诞生以后的200年内，这种理论模型与经济实践总体上契合得相当好。

然而，最近20多年来一日千里的技术进步却给它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困难。以美国为例，它拥有全世界最雄厚的科技和资本实力，这意味着制造业 尤其是尖端制造业 应该是美国经济中的强项。事实也的确如此，以总产值计，直到2010年，美国仍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它在这把交椅上已经坐了100多年。但是，技术进步却使得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岗位数量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减少。以绝对值来说，美国制造业岗位数量在1979年6月曾达到1960万个的峰值。但到今年5月，这个数字已跌至1230万个，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不到9%。而从1979年至今，美国制造业的总产值一直在增长。

这意味着，在今天，更少的制造业工人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商品和产值。它同时也意味着，单纯商品出口的增长已经不足以抵消技术进步所造成了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减少。数据显示，2009年，美国出口行业每创造10亿美元收入所产生的就业机会是7117个。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到2014年，相同的出口收入所产生的就业岗位下降到了5796个。类似的问题在也同样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国家通过财政货币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对改善民生的效益呈现递减的原因。

因此，美国的普通劳动者若想要实现收入增长，或维持现有的收入，就必须从制造业大量转向服务业和白领工作。后者也的确是当今创造美国就业的主要行业。目前所有的自由贸易协议虽然对服务业的开放亦有所裨益，但受制于政治及文化因素，大规模的跨境劳动力流动是不可能的 美国的医院和律师事务所不可能派遣成千上万的医生和律师跑到来给人动手术、打官司，就像美国企业把商品卖到那样。

再回到上面的数据，我们只需拍一下脑子就知道，就算过去5年里这5796个美国工人的收入有所增长，增长的幅度也一定不足以瓜分掉那被辞退的1321个工人的薪水，减少人力所节省下来的大部分成本都变成了老板的利润。考虑到这5年里出美国口行业的总体销售和利润的增长，工人与老板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进一步拉大。

在欧洲，传统 福利国家 试图以政治力量促进所谓 二次分配 ，以抵消自由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大。但在目前的民族国体系之下，这一 再分配 只能局限在国家层面，因为它很难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也一同推进。而且，一体化越深入，国家政府就越无力实施再分配。因为这会产生大规模跨国转移支付的要求，只会使已经相当严重的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紧张局面进一步加剧。

另一位对TPP持怀疑态度的自由派经济学家、美国前前财政部长劳伦斯 萨默斯的看法可能是有道理的。他写到：全球面临的经济挑战与一代人之前有着显著不同。在冷战和拉美债务危机刚刚结束之后 当时以为首的亚洲国家复兴还处于初期阶段 挑战在于让新的市场出现。鼓励发展中经济体采用市场机制、并帮助它们进入工业化经济体的贸易协定，对创造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现在， （全球化）尤其有利于资本以及轻松往返于世界各地的精英阶层，但那些缺乏财力利用新的全球市场、以及不想与低成本的外国劳工竞争的中产阶级却受到压力。

萨默斯的结论是：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不是创造更多的全球化，而是确保目前的全球化让全体公民受益。

放眼世界，全球化确实产生了越来越高昂的政治成本。我认为经典经济学的市场竞争和贸易理论依然有效，但它不足以解决那些经济以外的问题。如果希望全球化能够继续推进，就需要引入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案。

四

但眼下，我们必须正视的是迫在眉睫的火情 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的结果给多重危机重压之下的欧洲造成新的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相比于美国，欧洲正面临着更大的灭顶之灾。

2017年，荷兰、法国、德国的选民都将举行重要的选举，意大利和英国也有举行大选的可能，特朗普及英国退欧阵营获胜的结果，以及推动这些运动的政治情势，可能都会影响到这些欧洲选举。上周末，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会晤了主张英国退欧的民粹主义者奈杰尔 法拉奇，这是与这位未来美国总统会晤的首位外国政客。在美国的公众人物中，只有特朗普支持英国退出欧盟。

眼下，勒庞们正跃跃欲试，期待在明年的大选中点燃新的欧洲革命。

默克尔也在为明年能够抱住自己的政坛地位而艰难地备战。然而，特朗普的当选对默克尔造成了全方位的巨大压力。对默克尔来说，几乎每一个重要议题上，无论是对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还是促进自由贸易，乃至应对气候变化或是处理叙利亚难民潮，特朗普都将把美国政府从德国的盟友变成对手。他在竞选活动中曾对德国总理指名道姓，用来攻击他的民主党竞选对手希拉里，称希拉里是 美国的默克尔 。他还指责默克尔去年向一百万名难民开放德国边境，简直就是 疯了 。

默克尔是TTIP背后来自欧洲的最大推动力量，但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这份协定几乎肯定会失败。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承诺如果落实，还将对高度依赖全球贸易的德国经济产生致命的冲击。

再过不到一个月，12月4日，意大利将举行修宪公投，这将是自英国脱欧公投以后欧洲迎来的又一场生死攸关的重大考验。意大利现任总理马特奥 伦齐如果不能赢得公投，很可能会失去总理宝座。反建制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 (5-Star Movement)早就已经扬言，一旦他们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赢得政权，就将仿效英国，推动意大利举行脱欧公投。但现在看来，伦齐将很难赢得12月4日的宪法改革公投。民调还显示，饱受债务危机蹂躏的意大利民众中的反欧情绪甚至比英国更加强烈。

在这种背景下，意大利国债市场上的利率上周升至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带动法国国债收益率也一起飙升，一轮的新危机一触即发。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天，奥地利将重新举行总统选举，极右翼自由党(Freedom Party)候选人霍弗可能成为欧盟首位极右翼领导人

如果这一切真的都接踵而至，那么距离欧盟末日的那一天就不远了。